一、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
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,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,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。党成立初期,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,领导工人阶级,开展工人运动,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。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。秋收起义失败后,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,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首先指向农村,并在这一过程中,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。1928年10月和11月,毛泽东在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等文章中,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,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、发展的原因和条件,提出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思想,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1930年1月,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,在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一文中,回答了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疑问。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,认为当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,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。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、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,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。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,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,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。1938年11月,他在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中明确指出:“共产党的任务,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,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,而是走相反的道路。”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,先占乡村,后取城市,最后夺取全国胜利,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。
二、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
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,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。在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,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,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。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,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、公开的合法斗争,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,夺取政权。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,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,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。
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,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。只有实行土地革命,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,才有可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,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。因此,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,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人手,组织、发动和武装农民,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,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,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。
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,并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,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,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。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、巩固的革命根据地,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。以农村包围城市,逐步夺取城市,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。
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。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。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,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,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,这就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。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,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,而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及其互相间的矛盾和斗争,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,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。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。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,往往是在那些受过大革命影响、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,这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。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,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重要的客观条件。而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,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,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原因和条件。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,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、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;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,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;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,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。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实现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、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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